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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帆船是古代莆田海上运输的主要工具，特别是在短途、小港口的航运中起了极大的作用。
先秦时期，我们祖先就已经“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”。秦汉时期，陆上交通闭塞，海舟是莆田沿海地区主要的交通工具。晋隋之间，莆田城南郊已形成港口集市。唐代，莆田有些渡口，如迎仙、白湖是行旅上溯下行的口岸，海上运输初见繁荣。
宋代，莆田县的海运事业进入兴盛时期。
当时泉州港是我国对外的最大贸易港，泉州与莆田邻郡，泉州港的繁荣，也带动了莆田对外海运的发展。《宋兴化军祥应庙记》碑文有“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、历险阻牟利于他郡、外番者”，其中有“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”的记载。三佛齐国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巴琳旁。可知当时莆田的船只已经往南洋一带经商了。当时莆田出口的主要货物有荔枝干、糖、酒、铁、瓷器、蓝靛、鱼、盐等。蔡襄《荔枝谱》载：“水浮陆转入京师，外至北戊（今河北）、西夏（今宁夏银川东南一带），其东南航行新罗（朝鲜）、日本、琉球、大食（今阿拉伯）等地。”林蒙《螺江风物赋》中有“……千艘桂楫，顺风扬帆，不数日达于江浙、淮湖都会之区”的名句。
明初，洪武间，朝廷为了防御倭寇，采取闭关政策，禁止双桅（大船）下海。莆田的海上运输受到挫折。正德以后，私人的海外贸易大大兴盛起来，朝廷所谓“海运通番”的禁令已禁而不行，从“走私”变成了公开。闽县陈荐夫在《某通番议》载：“在沿海则金（门）、温（州）、宁（波）、绍（兴）、兴（化）、泉（州）、漳（州）、潮（州）……百人为舟，方舟为党，冒给船由，开洋射利。”《兴化文献》载：“明代莆田与江浙海上贸易，以糖的贩运特盛。”明姚旅《露书》载：“吾乡郑在质贩糖泛海入姑苏，自至宁波。”宋珏《荔枝谱》说龙眼干“寄远广贩，坐贾行商，利反倍于荔子。”
清初，由于朝廷为了抑制郑成功的抗清斗争，康熙时“截界”，沿海居民内迁。于是，海运事业闭绝了。
从雍正五年（1727）开始，航运事业又得到振兴。《泉州府志》载：“雍正时，兴泉两郡商民到天津一次就有数百人之多。”澄渚《俞氏族谱》载：“俞氏族人之往南京、湖广、江右、杭州、乌江、泰州……经商贸易，无虑数十家。”前据涵江仓前东山陈家后裔一位80岁的老人说：“在清乾隆和嘉庆年间，他们祖先共有13只大帆船，每年‘头牙’（农历二月初二日）出海，运出的货物以碗洋行烧粗碗为主，先运到甲地，对换了甲地的土特产，再运到乙地，对换乙地的土特产，再运到丙地，如是者以货贸货，对换转卖，至‘尾牙’（农历十二月十六日）运载豆饼等货回来，真是一本万利，遂成巨富。”当时，梧塘镇卢富茂自造海船经商江苏苏州，江口镇林文顺在湖广浏阳经商，均为莆田巨富。林文顺建有“百廿间大厝”，兼建有祠堂。涵江延宁东埕尾林家建造有花园、暖阁、凉亭，还建有东阁书院、关圣大帝庙和林氏祠堂等。
由于时代的前进，科学技术的进步，木帆船在技术上未能与外洋的轮船相抗衡，因之，逐步被轮船所取代了。（康永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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